序
從學生時代學佛，到出家受具以來，這近十年的歲月，除了自己的自修之外，極大部分都是在從事著將佛法傳遞給他人的工作。似乎冥冥中，總有著些許的定數在安排一般。教育的工作何等神聖，尤其人天師範的教育工作，更是艱鉅而要求嚴格。
對於自己的出家，本只想在法門中好好發心，做些苦力、雜役，培養一些菩提的資糧；閒時，依著自己的根性，靜靜地解行並進一番，如此平平凡凡地成就一些許自利的目標也就心滿意足了。不想，卻意外地踏上僧教育的工作之路，常常感到，那是「一念無明」好為人師的結果。
如今，三年的教育工作過去了，雖然未來還有不知道多長的路要走，卻也不妨藉著參加教務會議的演說之便，對自己已經走過的經歷，先作一番回顧與整理。這篇整理性質的文字，當然稱不上獨到（可能還有些老生常談的感覺），甚至連「獻曝」都稱不上，但覺得僧教育總要有人接棒下去吧，這些經驗或許他人不一定適用，可是攻錯總還有些價值的。所以仍提出來，希望能提供給現在或未來，對僧教育工作有心的同道，一些參考或啟發的內容。
僧教育的意義與重要性
就狹義的立場說，是指出家人的修行心性與道格養成教育，與某種程度的解、行進階教育而言 。它當然也是佛陀覺悟教育——廣義的僧教育——的一種，但卻 特重在僧伽本份、知能與發心的教導和涵養 ，這 是不同於一般信眾教育或佛教學術研究 的。尤有進者， 僧教育可說正是要透過實學、實修乃至實證的陶養與完成，來圓滿自、他解脫以及佛法常住 的目的。
世尊滅度後，僧伽就自然地肩負起三寶住持與弘傳的主要責任，因此，僧伽的知解、行持乃至修證素質的優劣，也就直接關係著佛法的住持與宏揚之興衰。另一方面，僧伽的學養與解脫素質，又完全維繫在僧教育內涵的成功與否上。換句話說， 僧教育，正是一切佛法住持與弘揚的根本！ 身為一個僧教育工作者，對於這點，實在 應該要有一份深切的體認與長遠的承擔。
僧教育成功的要素 無論是傳統的「師徒制」或現代的「學院制」僧教育方式， 施教者在佛法學養上的修為，是關係僧教育品質優劣的最重要因素。 這是一個僧教育工作者，最先須要明白，與確實自我要求的核心所在！ 所謂學養，是指佛法知見上的「學」識，與佛法實踐上的修「養」而言 。教育，固然離不開制度的運作，然而制度的安排與功能的發揮，卻都是由人來決定的。古德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整個僧教育的表現，其實就是施教者個人修持與學養的表現。傳統的師徒制固不必說，既使是現代的學院式僧教育，其風格之所以各各不同，也都是由於學院主持者之修道理念與經驗不同所致。所以， 僧教育的展現，其實就是道場領導人或學院負責人，其個人修持、德學涵養、福報因緣與心量大小等修道綜合特質的具體展現與延伸 。
根本佛教時代，之所以羅漢輩出，正是因為當時有著一位完美的施教者——佛陀——在從事著整體的僧教育之故。制度、教材、教學法或經費、設備等等，從某些立場說固然也是重要的，然而這些畢竟都是枝末的問題。影響教育品質最重要的，乃是施教者本身實學、實修甚至實證之素質的問題。
僧教育的目的
僧教育既是心性的覺悟教育，而心性的覺悟並非純靠知解，亦非一味地離群索居、逃避塵俗可以企及。覺悟是必須通過日常生活之歷鍊與考驗的。換言之， 知見與學識只是通往覺醒的手段之一，覺悟並不是單靠知識、經驗的傳授和累積就可完成。覺悟，在本質上就不是知識傳授的問題；覺悟乃是對一切生命經驗所隱含的真理，能夠精確而全面地把握與實踐的結果。 固然要正直、無誤地達到這樣的把握與實踐，就不免要事先施行某種程度修道知見與經驗的解說與累積，不過這並非為了純知識性的吸收，或純邏輯性的思維分別與推論。而是希望經由此類修道見解的正確把握，於日後讓受學者能正確而無礙地去真實實踐其圓滿的修行之路。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說， 透過正確而足夠的佛法知見學習與實踐訓練，從而引發修道者正確、堅固而長遠的實踐與實證，才是僧教育的唯一目的。
僧教育工作者的核心工作
然而，如何才能教導一個初修道者，由「知」而堅定起「行」？於「行」當中又如何能令學者恆常不退？「光說不練」是辦不到的。初學者就像剛學飛的幼鳥一般，雖然飛行的理論都清楚了，可是望著樹枝前深不可測的陌生空間，他那畏縮與因循的習氣，仍使他無意振翅高飛。 唯有施教者在日常生活中自己也能力行覺悟的生活，如此以身教的潛移默化，才能慢慢地帶引初學者也一步步地踏上實踐之路！ 另者， 佛法的教育，基本上是一種生命覺悟經驗的傳遞教育，它不同於世間知識的傳授教育 。科學家們不必與電子同行，只要在書本上閱讀有關電子行為的知識，他就懂得如何去預測電子的行徑。而 佛法卻是一種切身修道經驗的說明，沒有實際經歷為基礎的知見，根本與「真實的知見」還隔了十萬八千里！一個沒有身體力行與實修經驗的教師，如何能以貼切的真實感受來正確地引導學生走向實修之路呢？ 何況當初學者真正在實踐上有了疑問時，沒有親自經歷過的教育者，又如何有真切的經驗幫助學生突破疑難呢？
因此， 僧教育要能真正發揮實學、實修功能的核心關鍵，就在於教授師本身也必須是一個知行合一的實踐者，以其力行的身教和實修的真切經驗，去默化和幫助學生，才能圓滿地達成僧教育的效果。
教育工作常易混淆的一些概念
在個人從事僧教工作時，常常有些觀念在影響著自己的決策方向。畢竟是凡夫的發心，一些習性式的認知，往往在繁忙當中，就會悄悄地做了自己教育決策的主宰而不自知。偏偏，這些觀念常常是自覺的動作，在未經過佛法正見的檢辨思維之前，它那似是而非的外表，並不容易讓人察覺到不如法的所在。剋實反省起來，我們常常可能是在混淆當中，佛法似有實無、似是卻非的情況下做事情的。因此對於施教者而言，我們實在有必要在從事僧教育的同時，先將一些可能發生的微細混淆觀念，自己事先予以釐清，這將有助於我們能更加精確地，將高尚而與無我無私相應的僧格特質與修道堅持，傳遞給下一代。
說是「混淆」，有必要說明的是：這並不一定是「對」與「錯」或「好」與「壞」的問題，往往在兩個看似互斥的概念之間，也不一定都是「二選一」的抉擇。其實， 僧教育的施設本身，也是一種「理事圓融」的中道實踐和「無私離欲」的解脫實踐，這正是僧教育工作者本身最需要面對的自我增上課題。
當然，以下所談的九點，分類與排比並不一定妥當，所提的意見也決不代表就是佛法上必然的要求。在此提出，不過是提醒大家，可能有這類問題存在，同時也希望與從事僧教育的同道們，互相砌磋、參考罷了。
一、紹隆佛種或個人繼承
僧教育，就本意上說，應是紹隆佛種、利樂人天的事業；基本上，這是一種無私的、不預設任何私人目的、不企求任何個人回報的道心事業與付出，一切都只為了佛法能代有傳人。
然而常常辦僧教育的人，都會有意無意地，將個人主觀的理想或希望，表現在所辦教育的內涵當中。本來，這也是無可厚非，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只是，如果過度地強調自我特色的理想，甚至為個人理想或事業得以發揮和繼承，而不惜抹殺其他領域中的佛法，那麼，僧教育的義意可能就要被過度狹義化或扭曲化了。 辦教育，當然免不了個人理想的投注與展現，所教育出的學生或徒眾當然也很有繼承師志的可能，不過這是在廣闊、自由的關係與心態下，自然形成的因緣。 過度地強調類似「以師志為己志」的理念，有時這個理想甚至已被強化成，學生受不受教的唯一「標準」，學生在「聽不聽話」之間，幾乎沒有其他選擇的餘地。
佛法八萬四千法門，徒繼師志固可傳為佛門佳話，可是人各有志，讓學徒也能獨立地擁有一片他個人修道的天空，不也同樣能讓佛法常住與流傳？畢竟，佛種之紹隆與世俗的子承父業，是不可以相互混淆的。
二、代佛宣化與個人崇拜
過度地強調個人崇高性與個人的繼承，極易造成極端的個人崇拜主義；相應的，不同的個人崇拜也就逐漸分化形成了佛教界的山頭主義！反之，為了鞏固山頭的向心力與持續發展基礎，就得繼續進行著佛門中類外道的「造神運動」，結果是，整個組織將偏離了無我解脫的佛法根本旨趣。相信，這都不是僧教育工作者當初所預期的。
僧教育的工作者，基本上也是佛陀的追隨者。無論他個人的理念、修為有多高超，他的教化施設，都應該要以「代佛法化」的心態自居，才是修行人的謙虛無我之道。 過度地凸顯自己的權威性，不但不符合佛陀自身所示現的教義，同時也蒙昧了世尊「以法攝僧」的歷史事實，而且也極易走入只有「人」法沒有「佛」法的險境當中而不自知。
不否認在某些情況下，對於個人的崇拜，是可以誘發初學者的道心和意志，也可以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共識力量，可是這畢竟只可視為一時的權宜方便罷了。求學者有崇拜的傾向固然無可厚非，但身為施教者，則應該慢慢地導引他了解「依法不依人」的意義才是。人究竟是不完美的，過度膨脹個人崇高性的結果，不是造成從學者的質疑與心灰意冷（因為已經沒有改進及個人發揮的空間了），就是造成情感超越理性的盲目崇拜（這是一種狂熱的自我愛表現）。
佛陀一向就不自詡為最高權威，佛法的最高權威是「法」，而不是「人」！佛陀說：「吾亦在僧數」，就是最佳的例證。一個具有此方面自覺的僧教育者，固然可以善用求學者崇拜的心理，巧妙權宜地教導令入佛智，可是他卻不願意有意無意地，去建立自己被崇拜、被歌誦的地位。 一個僧教育者、領導者，他之所以長久而普遍地被尊重、被服膺，並不在於外界虛幻的崇拜冠冕或宣傳媒體，也不是他那事實上不可能的完美形象，而是那份慈悲為懷、謙沖自牧的涵養，於佛法解行有著甚深體驗的道行，以及護持佛法、利益眾生的堅固不撓之決心。
總之，僧教工作者是以代佛宣化的立場自居的，要求對「法」的崇敬與服從，是不可以與中國傳統中的君主權威思想相混淆的。
三、道德感召與身份震懾
取代個人權威的，是道德感召。這種感召力的產生是從學者內心的感動自然而生起的，並非刻意的安排或暗示，也不是因為施教者自身的「身份」或「地位」如何而造成。佛教是由究竟平等的內涵出發的，在 根本佛教時代，包括佛陀在內，比丘們雖有聖、凡、賢、愚的差別，可是在「法」與「律」之前，他們是絕對平等沒有階級差別的。長老與教授師們之所以受到擁護、恭敬，除了年齡、戒臘較長之外，主要乃是因為他們在法的把握與實證上，有著超越晚輩的成就。這是道德的力量，不是特權或身份，更不是信眾、徒弟的多寡或道場規模的大小。
出家人遠離了世間的名聞、利養，除了道德與戒律是他的莊嚴以外，還會有什麼樣外加的衣服、地位，可以來莊嚴他的身份呢？固然，身在世間，做一做幻化的佛事，不免就會擁有屬於世間的頭銜與一些慕名而迷惑於虛名身份的徒眾。對一個僧教育的工作者而言，也無妨善用這份震懾力給予善巧攝化，就像佛陀以他的相好來度化眾生一樣。然而，那畢竟都是假的！一個教育工作者，時時該自我反省與增上的，應該仍是自己的道德內涵。 身份，乃來自眾生的妄想差別心態，終究是不可恃的，也是不真實的。世俗諦上，需要名正而言順，有了頭銜好辦事，而眾生有時也需要假藉身份給予攝受，因此，教育者不妨就慈悲為懷，權且做做如幻的假戲，運用身份予以教化。然而，自己的道德修養究竟如何呢？這才是自己該時時警覺的根本問題。如果在如幻的身份運用中，漸漸地忘失了真實，反而造就了教授師本身的慢心，那最後還是很令人遺憾的。
四、利樂人天與招攬徒眾
太過強調個人崇拜與繼承所極易引生的現象，就是過度地招攬徒眾。其實徒眾是不必去招攬的，佛陀有千二百五十常隨眾常隨聞法，是由於道德和宿世的因緣使然，而不是刻意地招攬。古來修行人自身道德成就時，自然地要龍天推出，十方行者紛至沓來，那一樣不是自然水到渠成的？僧教育工作者是要無私地將高妙的佛法，及自身的修道體驗傳授給有心參學的人，讓他們能在避免錯誤的情況下，早日踏在前人的經驗道路上，走出一片屬於自己的修道天空來。這片天空，只要仍是蔚藍的，並不強求與施教者同。
當然， 讓有志一同的人共聚一起，為共同的理想、目標而努力、奮鬥，這也是很好的希望，更是教團能夠多元發展的原動力。然而，這種形勢的發展，是必須在一個自由開放的風氣下，依著授受雙方的道德感召與宿世因緣關係而自然成就的。 事實上這只是僧教育自然存在的副效果之一，並不是僧教育的目的。
常常，施教者可能不自覺地過度要求受學者，接受自己的理想與做法，為佛法中唯一的標準，因此也就不得不抹殺了法門中其他有價值的領域。結果，不但學僧們在受教的過程當中充滿了必須完全去投靠某人的壓迫感，而我們自己也正在一步步地教育學僧們走向山頭主義而不自知！
五、實修身教與言詞理論
語言與理論上的展現、分析與要求，總是比較容易與方便的，但是要讓修行的理論落實成為修行的成果，就必須透過實修與實證了，這已如前述，是必須經由教師的親身導引才易達成。 現代的僧教育，往往把教學的說明部分與實踐部分一分為二，教授師只負責把「道理」講清楚，其他「行持」的部分則完全由學生自行摸索。一方面現代的佛學院在教學制度上，沒能安排身教的薰陶教學，而教師們面對著如許多的學生，也無暇顧及微細的身教感化。結果，僧教育在解行上也就一直呈現著脫節的現象。
當然，言詞與理論的激勵與預先把握，正是所謂「聞慧」的內容，仍有它絕對的必要性。只是僧教育工作者，如果對於學僧的教育一直止於「言」教的層次。甚至，教師自己的言行亦難以一致時，僧教育的功能就要大打折扣了。因此， 以言說和理論為教學的輔助，教育者自己親身力行教學的理論，從而潛移默化學僧的氣質與道業，正是身為僧教育工作者的修道人最該自我期許的所在。
六、以道相見或以情相牽
所謂「出家」，至少包含了割愛辭親、放棄個人私情的內涵才是。有了私情的羈絆，就註定要陷入煩惱的深淵當中，這，應該是很明白淺顯的道理。可是， 時下的許多師徒關係，似乎早已從「緣」的關係泛濫到「情」的內涵了。不知是「道」太難把握了，還是「情」太難放下？師徒的關係，已或多或少地被傳統的「家族思想」所混淆，美其名叫法親眷屬，結果是以世俗的情份活生生地扼殺了道業上的解脫！
當然， 修行並非走向無情、絕情，然而也絕對不是私情相牽。 師徒之間的「道誼」是建立在無私的佛法上的，純然是為了道業的增上而施予關懷，並非要將徒眾攬在身邊才給予照顧。而 徒眾於師長的恭敬與感恩也是基於法乳的領受及德業的修養，而不是一種依戀情結的轉嫁。在佛法上，他們心心相印，靈犀相通；在私情上，他們了無牽扯，各有各的天空。我想這應該是師徒關係較理想的模式吧！
七、教學相長與冒充知識
站在講台上久了，常常會誤以為自己所做的，就像自己所說的那樣好。因此，身為一個教育者也就安於現狀，不再自求突破與增上。訓斥學生久了，難免就養成專看別人缺失，固執己見，疏於自我檢討及不能坦承錯誤的我慢心理。所到之處，總是習慣性地以善知識自居，不忘時時給予「訓勉」及「教誨」，於是也就不知道以當學生的立場重新學習了。如果說僧教育者會有什麼損失的話，大概沒有那樣損失會比這類損失更大了。 從事僧教育工作的人，實在應該好好思考這類問題，並努力去改善這樣的情形。
為了學僧學習的信心與實際的受益，僧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扮演一個「善知識」的角色，然而實際上我們夠得上善知識的標準嗎？印象中，一個注重修養的人，是不隨便以善知識自居的，他總是時時在反省自己的錯誤，改正自己的錯誤，如何還會大言不慚地冒充善知識？為了佛法的傳授，我們應該以很自信的方式，將我們所認識到的與經驗到的佛法教授給學僧們。然而，我們已一再地提到，僧教育是「身心」的潛化教育，當施教者與受教者長期生活在一起時，身為老師或師父的人，是否會在下意識當中，將完美、高超的「高僧傳」形象，不知不覺地引入師生（徒）之間？常常是自己身心的修養並未如實地達到這般高超，而一付「大善知識」扮演結果，一方面對學眾將逐漸地失去親和力；二方面，教育者自己也就拉不下高高在上的身段，與同學們教學相長一同增上了。經驗中， 一個令人敬畏、 景仰的 老師，並不一定是因為完美或高超的善知識形象，而是他那一份坦誠相待，堅持理想以及隨時準備面對修正、突破自我的特質。 或者，這正是年青僧教育工作者，所應該把握與學習的工作特質吧！
八、自我突破與愚痴放棄
當我們費盡心思、用盡口舌地輔導學生之後，眼看著受教者仍固執己見、業障不除、煩惱重重時，難免會生起眾生剛強難調、自己無能為力、不如放棄……等等之類的想法。好像這是彼此的「宿命」一樣，既然是「定業難轉」倒不如早早放棄算了？
眾生難調是佛陀早有明訓的事實，觀諸自身，不也如此？學生的確也總是一再地犯下愚痴的錯誤和產生不應有的妄想，對於學生的指責有時也的確是必須的，甚至生起放棄的念頭也是可以被理解和同情的。然而，就一個教育工作者而言，輔導工作其實也正是教育工作者自己心性突破的工作。學生固然犯了明顯的錯誤，身為施教者仍可反省自己的施教方式、心態與言行舉止等等，是否與學生的心性有不契機的情況？
眾生固然難調，然而自己是否擁有足夠的耐心和教化的誠意？是否對於同學的愚痴行為挾雜了個人過多的好惡情緒？是否只記得指責學生，而忘了諒解人性的弱點？當我們也不由得被學生的愚痴所激怒時，我們是否也該在自己的心性上再求突破？我們是否放不下「善知識」的身段？這是不是也是一種貢高和我執？我們是否只是一味地依著自己的角度和希望來要求學生，而忘了學生也有他自己的處境與需求？我們是否發覺在面對很多事情上，身為教師或師父的我們自己其實也悲、智不足？我們可曾為此真心慚愧過？可曾為此而祈求佛菩薩加持，努力尋求增上？甚至，我們自己是否太忙碌於「事業」，而沒有將足夠的心血投注在教育的工作上？
凡此之類，學生的錯誤，愚痴與難調固然是事實，教師或師父的要求、希望與灰心也是無可厚非的心理。只是， 在授與受之間，面對著心性教育上的種種困境，身為一個僧教育者，自己在心性方面所需要的自我檢討與突破，似乎反而要比學生還多——如果他願意的話。這或許正是教學相長的另一種必然形式，同時更是僧教育工作者，所能獲得的最佳回報吧！
九、報四重恩與不求回報
教授師，是佛法修學者的法身父母，其恩德甚至超過生身父母，然而這層道理是必須由受學者自己去領悟的。身為一個教育者，之所以要全心全力地投入僧教育工作當中，一方面固然是不忍聖教衰的願心推動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報答四恩厚德的表現。這些都是施教者自己良知的實踐，就教育的立場上說，是不適合有「施恩於人」或「冀求回報」的心態的。 所謂菩提覺樹，眾生為根，是因為有從學者的來學，僧教育工作者才有發心於佛教並自我歷鍊的機會，恩德是雙方面的。
佛陀並沒有要我們回報他老人家什麼，佛陀在滅度一切眾生之後，也不自覺滅度了什麼眾生，這一切都是從無私無欲的覺悟中自然流露出來的。佛陀正是有始以來最偉大的教育家典範，身為同樣從事僧教育的工作者，典型在夙昔，我們亦應在無私、無我，不求回報當中自我期許、增上。認為學生、徒弟都是受恩於我，都該有所回報等等之類「養兒防老」的心態，事實上也是一種妄執！
結 論
由於時代因緣的共業使然，整個漢傳佛教在大環境的巨變當中，如今正呈現著人才凋零、青黃不接而欲振乏力的景觀。雖然台灣四十年來的紮根與努力，與近十年來彼岸佛教復甦，再加上這幾年來兩岸的佛教交流，似乎於佛法的復興稍有可觀。可是，從深層及整體的角度看，我們的教團卻仍是病態重重、隱伏危機的。
為了一份中興佛教的理想與願心，多少的知識份子毅然地出家，並且在自己仍最需要充實與增上的當口，投入在中興佛法最重要的僧教育工作當中。不是好為人師，而是不欲為卻仍需要捨我其誰地當下承擔！在三學的陶煉仍嫌不足的情況下，我們，毅然地踏在教化人天師範的第一線上，迷失與錯誤在所難免。然而，為了真實地利益他人，我們必須先精進地自我增上、夙夜匪懈地追求真實的自利——正應了這句「菩提覺樹、眾生為根」的經文。是眾生的慈悲接納，激勵著我們的道心與行力，能持續地在錯誤與困頓當中學習、成長。結果，在整個僧教育的授受過程中，年青的施教者竟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一份的發心，有著一份的感應，這也是佛法因果道理的最佳顯現。漫漫菩提路，綿綿佛子心，未來自利利他及佛法住持的路還相當地漫長，僧教育的工作同道也只有秉持著一份不忍聖教衰的初發心，不計個人得失地堅定走下去了。
一九九○年春初稿於 太平清涼寺
二○○八年春修訂於 楠西萬佛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