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草案第三十六條解析：
草案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非依本法設立或登記為宗教法人之個人或團體，而有經常性藉宗教信仰名義，對外從事宗教活動之事實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予清查，列冊輔導､管理。
分析一：官僚的心態與監督管理宗教的意圖至此顯露無遺。
本條草案明定：未依本法設立或登記為宗教法人的「個人」或「宗教團體」，而有「經常性」的對外從事宗教活動事實者，必須由「主管機關」予以清查，並列冊輔導、管理等。
只要你不具有「法人」身份，則無論是個人或團體都要列冊管理！這像不像是把宗教人士當毒蛇猛獸或地痞流氓在看待？否則如何會要求列冊清查和管理？宗教的精神導師是何等的難得與尊貴？如今政府完全不思敬重、禮遇也就罷了，竟然還大言不慚地要對它「列冊輔導、清查和管理」？至此，整個行政院版〈宗團法〉所隱藏的真正官僚心態與意圖已完完全全暴露無遺了，其目的就只有一個──從民國十八年有〈監督寺廟條例〉以來，就沒改變過的那個──那就是：對宗教的無知與不尊重，只想著要監督與管理！試問：憲法保障的宗教自由，難道只保障已登記為「法人」的團體之宗教自由，而不保護未加入「法人」的宗教個人或團體？他們只是不想被不合理的監督管制而不加入，或條件不符無能加入法人的登記，這代表他們有什麼「罪嫌」嗎？不然何以一樣是從事宗教活動，登記為法人的就可以自由從事，而未登記的就幾乎要被視為不良份子或不良幫派那樣的歧視看待？果真如此，將來初出道的宗教師（沒有什麼資源可以登記法人），或願意一生獨自弘法傳教，不想有寺院、教堂或團體羈絆的宗教師，將有可能隨時會被無知的行政人員或地方警察清查與約談。這將對我國的宗教健全發展與國際宗教形象，造成多大的損失與負面評價啊！這種立法心態與草案內容不是非常荒謬與狂妄嗎？其違背憲法的宗教自由原則、宗教平等原則、宗教中立原則，以及法律的比例原則已如此極端的明顯，全體國人為了我國在世界上的宗教形象、民主形象與法律形象著想，必定要一起來堅決反對這條錯謬的草案到底不可！
分析二：政府根本無能「輔導」宗教，何況還要「管理」宗教？
要知國家與宗教，乃是依於完全不同的內涵、組織與權力結構而建立起來的，兩個互不隸屬的團體（見前第二節引許玉秀大法官之說明），尤其宗教的心靈淨化與提昇，更非世俗國家之力量所及。政府往往連自身公務員可能發生的貪瀆、腐敗與不依法行政，都管不了、輔導不來了，如今宗教徒要上天國、要生西方，試問：國家要如何「輔導」他們去啊？政府又能輔導些什麼呢？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這種用辭與思維，已完全顯露出政府的封建與官僚本質！更是一種「當了官我就最大」的不自量力心態！而今「輔導」尚且不能，那麼所謂的「管理」不就更加的可笑與荒唐嗎？
分析三：以「管理」為立足點的立法本質，既違反世界潮流亦違反陳總統的競選諾言。
陳總統在《宗教白皮書》裏一再強調：「宗教一律平等、以服務代替管理、興利重於防弊、宗教事務自治」的理想，在《宗教行政革新手冊》中除了又強調一遍以外，還特別揭櫫了「政府有限、宗教無限」的對宗教的基本認識與定位。坦白說這是很有智慧的國家政策與行政態度，可是這個有智慧的國策宣示，不但沒有在行政院版的〈宗團法〉草案中落實，卻反而要背其道而行，我們敢肯定的說：第一個會站起來反對的，應該就是阿扁總統！
分析四：對宗教進行「管理」根本就違反〈地方制度法〉，也是一種開民主與人權倒車的荒謬行為！
〈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三項第四款以及第十九條第三項第四款，固然也規定了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治事項中亦包含所謂的「宗教輔導」，姑且不論此「輔導」的心態與用辭之不當，然而畢竟也僅止於「輔導」而已。查遍中華民國的一切中央及地方法規，根本沒有一項法條是容許地方政府有權「管理」宗教的，如今草案卻明定不但要「管理」甚至還要「列冊清查」，這不但與〈地方制度法〉相違背，更是一種民主法治與宗教政策的開倒車行為！
此外〈學者版本〉（此版本之擬定者見十七頁「編按」）亦依於憲法規定人民有信仰及結社之自由而對本條文提出明確之批評，併同樣要求刪除此不當且嚴重違憲之條文，今且節錄其理由如下：
「一、按憲法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對於宗教結社，更應加以保障。非依本法登記或設立宗教法人，宗教團體應該仍然可以依人團法或民法財團法人方式成立非法人團體或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此種宗教團體是否也要列冊輔導、管理。
二、針對不依本法或前述法律成立之宗教團體或個人，要列冊輔導管理，不知輔導及管理的內容及範圍如何。依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有信仰自由及結社自由，雖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可以法律限制人民基本人權。但在歐、美民主國家並沒有任何一國制定限制宗教自由的法律，德國更規定信仰自由不能以法律來限制，美國最高法院也承認人民有挨家挨戶傳教的自由。因此，輔導管理的內容如果是涉及宗教上事項，則無異以行政權介入或侵害人民信仰自由及結社自由，並違背政教分離及聖俗分離原則，顯然違憲，故應刪除。 」
基於以上的分析了解，因此我們主張：對於這條沒有實質正面功能，卻又對正信宗教造成極大妨礙乃至傷害，而其本身亦已違背憲法保障宗教自由、平等精神的第三十六條草案，應該全部予以刪除！
第四章 專家學者對宗教立法的意見：
十七、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籌備處主任、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瞿海源教授認為：
不制定任何與宗教有關的專屬法律，而對既有之相關法令作全面性的整理與修訂，以較具實際作用的方式，在不違背宗教自由的原則下，協助宗教團體實際解決問題，是目前最可行的辦法。民國八十九年瞿教授曾受政府委託，完成了關於「台灣宗教立法」可行性的研究，瞿教授依於紮實而專業的研究結論而有如上的建議給政府，其所秉持的理由主要有六：
一、違憲的〈監督寺廟條例〉實際上並未有效執行，但亦未因此而發生任何宗教法律不足的問題。
二、不受〈監督寺廟條例〉規範的基督教、回教、天理教等，亦未因此而發生困難或問題，更未對社會產生不良的影響。
三、部分所謂的宗教問題，是若干行政命令所造成的，也有些是由於黨政角色違憲所致。
四、世界各國訂定宗教有關法律者極為少見，即使有，亦多屬有國教的國家。
五、政府多次欲制定宗教法，與當時戒嚴的政治格局有關，目前制定宗教法的聲音又因一時的宗教亂象而起，有管制宗教而背離宗教信仰自由的趨向。
六、歷年來各地各級法院也都以刑法處理過不少宗教人士騙財騙色的案例，這也說明並不是沒有合宜的法律處理宗教界一些不法勾當。
基於以上的理解，雖然亦不排除訂定「宗教法人法」的可能性，但他認為國內相關的宗教研究仍十分粗淺，而有關的法學研究更是少見。在此薄弱的研究基礎上，要成功訂定既不違反憲法精神，又能為宗教界所普遍接受，且符合時代社會需要的宗教法人法，其成功之機率實在很小。因此瞿教授給現在政府以學術研究為基礎的有力建議是：不要訂立任何宗教有關的法律，而只需要立即廢除違憲的〈監督寺廟條例〉，並立即整編所有與宗教事務相關的法令，以務實而不違憲的原則，而協助宗教解決問題即可。（以上揉錄〈訂定有關宗教法律基本分析簡論〉瞿海源）
十八、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憲政法制組政策委員、憲法學者陳新民教授認為：
「今日形成西方式憲法人權概念，則特別強調「宗教人權」，也因此發展出「強調宗教自治權」的制度，來限制立法者的裁量，以及發展出以寬容心來面對宗教。對於立法者防止人民可能濫用的宗教權利，立法者應該在最必要的情況下，方得限制人民的宗教權利。這種條件包括了：國家可以課予宗教和平及容忍其他宗教的義務；禁止宗教使用違反人道、侵犯人性尊嚴或其他「犯罪」的行為等，都必須滿足及明顯及重大的公益要件不可！立法者不能夠以任何﹝一般性﹞公益為由──即使已經依照比例原則亦然──，即可對宗教採取限制的立法。立法者對於宗教自由的限制，必須要有最嚴格的公益需求，才能夠介入與干涉人民的宗教權利。絕不可以任何公益考量，即取得限制宗教自由的依據。由此觀點，目前我國規範宗教的法律（如「人團法」之類），乃出於一般的公益考量，而非高度的公益，在規範的出發點，已喪失了合憲性！」陳教授基於以上對憲法保障宗教自由的深切體認，所以在所謂政府該不該訂定「宗教法律」的這件事情上，他強而有力地提出了反對以及建議的意見：
「個人認為，無須制定『宗教團體法』或『宗教法人法』等專法，人民團體也應剔除宗教團體的適用，﹝亦﹞無須訂定宗教團體的專章；在涉及財稅、刑法的條文中，因應宗教團體的規範，可增訂一些宗教團體條文。目前行政院所通過的「宗教團體法」草案（正是本文所討論的版本），似乎已偏離一個成熟法治國家維護宗教自由的基本方向。」（以上兩大段，皆揉錄自〈宗教立法的基本原則──評行政院「宗教團體法」草案〉，收錄於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之「國政評論」憲政（評）091之049號文中及〈宗教立法的基本原則〉，收錄於《宗教、法律、行政座談會》專輯）
由憲政學者的研究意見，我們可以明確地了解到：「宗教自由」在民主國家中 ，是受到相當大保護的。為了避免立法者濫以國家機器，而任意假藉「公益」的理由，對宗教進行不當的法律介入與侵犯，所以相關法律的限制，必須是出於「滿足及明顯及重大的」公益要件方可為之，這是非常不容易的。若只是為了一般性的公益考量，（如果有的話，今天的「宗團法」不也只是「一般性」的公益考量？）而非為了明確「高度的公益」之理由，則在其立法基本出發點上，即已喪失了合憲性！換言之，這也就是為什麼全世界到目前為止，根本沒有一個國家會「想要」去訂定一個，類似像我國這樣內容的「宗團法」的原因，因為它的出發點一開始根本就是違憲的！台灣行政官僚、立法機構乃至部份宗教人士對憲法保障宗教自由的真諦，還非常需要深入加以研究體認才可。
再者，文中提到了「人民團體法，應剔除宗教團體的適用（其實亦及於「基金會」的適用）」，其意義乃是指，宗教本來就有權依於他們本身教義與弘化的需要，而以任何組織的方式，來組成（或不組成）可以為政府所承認的「人民團體」，這其中根本不需要由政府規定其組織、財務與管理等運作模式，當然也不需要政府的橫加監督與管理。因為這樣的規定，既非如前所述是為了「明顯而重大且立即的」公益需要，則其以法律公權力不當介入宗教的組織形態與運作方式之規定，而形成了政府「大違憲」的行為已至為明顯！這也正是法、學界人士及部份宗教有識之士，一直反對任何形式的宗教立法的原因。（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