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南普陀的精神
學人 從一九九六年農曆大年初六至 南普陀 接受 老和尚布達，正式接任教務主任開始，到九九年九月初，第六屆畢業，南去 青龍寺 擔任三壇大戒陪堂為止，這三年半左右的 南普陀 僧團生活，以佛學院的角度看，大抵可概分為前半年的重整蛻變（預備）期、學院第一年的摸索改造期、第二年的調整修正期及第三年的穩定成熟期等四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中，除了戒會的授課以外， 老和尚往生佛事（尤其是二萬多人的讚頌大會）之進行，以及禮請 海 公上人的入主 南普陀 等兩項工作的投入，可說是 南普陀 生活中最具關鍵性的兩項工作。說來也真是三寶加被，若沒有讚頌大會工作的經歷，使自己能夠因此而與 南普陀 完全地融合在一起。則以單獨一個當時才三十五歲，既非 南普陀 的學生，亦非 老和尚弟子的背景，要在 老和尚驟然圓寂的不安與不確定時期中，接任教務主任一職，恐怕是無法勝任的。雖然早在 學人 正式入住南普陀的一個多月前， 老和尚即已在三聖殿公開布達了 學人 擔任教務主任一職，但印象中一直到該年九月戒會結束前，整個學院似乎都處在一種「交接」及「配合戒會」的狀態中，「教務主任」的身份有著不少的尷尬。記得 學人 在九六年三月初（戒會開壇前一天），正式入住 南普陀 成為常住眾，當時有的舊學生（僧）迎面走過來，看到 學人 時就好像看到「透明人」似的，幾乎沒有一點反應。「這樣的佛學院要怎麼接呢？」心中不免要嘀咕著，還好自己總又天真地以為：「船到橋頭自然直」，反正有 老和尚撐著，走一步是一步吧。雖然隱隱覺得這樣的氛圍「怪怪的」，但也沒有為這樣的情形太擔心。
學院當時有副院長 會宗 法師（兼任戒會開堂和尚）、 仁清 法師任訓育主任、 淨化 法師任教務助理， 如圓 法師任知客（亦皆兼戒會引禮師）。如前所述，由於當時的 南普陀 ，為了教育上一元化的需要，是採常住「學院化」運作的，亦即幹部雖有學院及常住之分，而實際上一切管理及生活，都以「學院」為主。所謂的常住眾，事實上是不存在的，他們必須都是佛學院的畢業生（當時 南普陀 除了教師或邀請的幹部外，是不對外開單的），皆以「學院之清修眾」的名義住在 南普陀 ，除了早年已安單的老年出家眾以外，所有清修眾皆受到學院幹部的管理（只是不用上課，其他幾乎都是行動一致的）。換言之，學院的幹部統管了 南普陀 的一切，包括人事、制度、教學、修行乃至財務等， 老和尚主要是以「院長」的身份行使職權。而主要的行政管理，則以副院長總其事，當副院長不在或從缺時，則以教務主任總其事（長期以來， 南普陀 大部份是未設「副院長」的，如後來的第七、八、九屆亦如此）。但雖是如此， 老和尚領眾一向以戒律的「羯摩議事」精神為本，因此對於重大事務的推動，主要仍以各重要幹部的會議決議為準， 老和尚也往往只是擔任會議的「召集人」而已。雖然由於戒會事務的特別，這種僧團共議制在戒會期間，不得不多少轉成由開堂和尚統籌負責，但一直到 老和尚圓寂之前， 南普陀 的這種僧團共議制精神，卻是一直彰顯無疑的。
學人 在這 老和尚圓寂前的三個月中，雖然不免感到身份有點不上不下，但看到一切既然都已有了成規，而且學院方面亦有院長及副院長在負責，自己也樂得專心於戒會中講課，同時也使自己能有比較閒暇的心情來了解 南普陀 的精神與制度風格。客觀的說，這樣的風格雖具有佛教原始僧團的風貌，但要如此推行，除了要有明律長老的領導之外，其週圍的重要幹部也都要能敬重、親近這位長老。而最重要的是，這位長老必須要有這樣的識見與心胸，才能有效地推行這種僧團共議制，這在近五十年的台灣佛教中，是非常難得的。 學人 親臨那樣的情境雖然次數不多，但據 老和尚的弟子所述，有時候在這樣的共議制度下，甚至連 老和尚自己的看法或期望（往往是比較溫和、中庸的），也可能被否決掉，或者必須適當地修改以配合大眾的意見。除了 老和尚的道德感召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外，其實也正是因為這種凡事依戒為本，共同事務則以大眾羯摩共議為歸的住持及管理風格，在行事要求上不離律學傳統，而公眾事務又不失開放靈活的精神。才使得 南普陀 能在 老和尚圓寂，而道場一時間無有長老繼起領導的情況下，從一片哀傷與不確定的動盪情況中，迅速地站穩腳步，以集體的智慧與意志，走出另一條改造的重生之路！遠的不說， 老和尚往生佛事的進行，即是在這樣的精神風格下，才能一切推展順利的。
本來按照一般的傳統，師父的往生佛事，皆是由剃度弟子或法弟子負責的。而 學人 既非 老和尚的弟子、亦非學生或戒子等，雖身為教務主任，但在這些事務上，理應居輔助的立場。因此在七七的佛事功德中，「分配」到負責帶領學生及戒子，在二七時打一個彌陀佛七，正是最恰當的了。但就在佛七結束後不久，由於戒會及其他事務等實在太忙碌了，當時擔任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副院長 會宗 法師（兼戒會大師父，為 老和尚 南普陀 第一屆的學生）在與 老和尚的弟子們商量之後，於某日早晨突然對 學人 說，要 學人 接辦 老和尚的荼毘讚頌大典。這項任務來得實在有點突然，一時間猶豫的是：自己與 老和尚的關係，適合負責此事嗎？但接著又想：大師父也確實很忙，既身為教務主任理當協助；而且以 老和尚的心量及無私的行事風格，既然才談了一、兩次話就要 學人 來負責教務工作，那他老人家該不會不同意這麼一個只有共住三個月的「新人」，來為他辦理讚頌大典吧？於是當大師父告訴 學人 ，這也是 老和尚弟子們的意思之後（這點尤其重要）， 學人 也就自不量力的答應了。此時距離預定荼毘的日子只剩下十八天！而該怎麼做、如何做，一切都還沒有譜，大家也都沒有經驗。接下任務後的第一件事，即是先找 老和尚的弟子代表們及當家師（ 法明 法師）開會討論：典禮要簡單還是隆重？要周告教界還是私下通知即可？等等有關典禮的基本定位問題。當時的弟子們普遍認為， 老和尚雖然一生淡泊名利，亦不喜虛設排場，但以老人家的慈悲心看，所謂「一低頭一合掌，皆共成佛道」，因此也不妨藉此荼毘讚頌大典的因緣，讓廣大的四眾佛弟子們，與老人家結一次最後的法緣，種下「持戒念佛」的修行善根。當然，這樣做會比較累，但卻是值得的！因此就在典禮的基調確立之後，大家立即共同草擬了一份工作分組名單，緊接著是下午所有 老和尚弟子、學生代表及戒子代表的聯席會議（不少早期弟子如 北投 的 願海 法師及學生如 慧律 法師、 如本 法師、 會寬 法師等，皆從遠地趕來），並有 老和尚師兄弟（ 廣元 長老、 廣壎 長老）的列席指導。之前所草擬的典禮方向，及分組工作名單等基本方案，經過 學人 於會議上報告說明之後，得到了會議的認可。如此，一切具體的籌備工作，方才名正言順地正式展開。
那時候行動電話還不普遍，為了隨時掌握整體籌備工作的協調及進度， 學人 向佛恩寺商借了十支高頻無線對講機，並且要求各工作組負責人（大多由 老和尚的弟子及戒子擔任），每日早齋畢，一同召開早晨工作會報（都站著，以求效率），迅速交換工作進度、調整工作方向及協調工作困難等。就這樣從一波三折的找會場及荼毘地點，到會場內外及周邊的規劃設計、協商佈置（需要室內設計、木工、水電、花藝、美工、音響、閉路電視、投影機、大型冷氣……等方面的配合），儀式內容與進行方式之訂定，當天會場內外之招待、導引與飲食安排，交通之聯絡與指揮，各類文案之撰寫、印刷與寄發，靈柩、靈車之選定及車行路線之勘察，荼毘地點之佈置與安排，長老及參加四眾佛子之預先詢問、聯繫……，乃至善後工作之處理分配等等。一切大大小小、內內外外的籌備工作，就隨著時間的漸漸逼近，而一日緊似一日地忙碌著。當時平均每日睡眠，幾乎都不超過五小時，整天看到一群人山上山下不停地忙碌著。說來也真是三寶及龍天加被，整個過程忙下來，大家好像也都沒生病或有什麼不適。儀式當天氣候晴朗，粗估一共來了二萬五千人（現場尚且動用了多台閉路電視做現場轉播），那天從清晨三、四點開始忙碌，一直到讚頌會結束、發引荼毘，乃至最後的請回舍利及骨灰（真正的安奉，則是在 海公入主 南普陀 ，並推動內部硬體改建，將 老和尚的小會客廳改為「紀念館」之後才完成的）。只記得與數位 老和尚的弟子及戒子從水里護送舍利及骨灰回到南普陀時，好像都已經是翌日的凌晨一、兩點了！顯然在出發水里後， 台中 下了一場不小的雨，望著幽暗潮濕中，尚孤立在南普陀山腳下臨時整理出來的石子路（即現在的松竹路）面上，顯得非常空曠、沉寂而有點零亂的讚頌式場。冥冥中似乎感覺到， 老和尚好像正是要藉著這樣的儀式因緣，好讓 學人 與南普陀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方能承擔著往後三年多的 南普陀 轉型與教育之工作。回想這場南普陀開山以來空前浩大的儀式活動，能在短短的十八天之內，由倉促接手到圓滿完成。最主要的原因，固然是由於 老和尚的道德感召，方能使得籌備過程中，得到諸種人、事因緣的協助與配合。但更重要的，則是 老和尚一向以律制精神領眾，並且用人唯才，沒有私人家廟的作風，才能真正的聚集十方的衲子，共同來成就此一困難的工作。這種凡事以佛教、以僧團為著眼，而不以一己之寺院、事業為考量；領眾以共修共行、一切依戒律為前提，而不以威權領導或個人崇拜為方便的住持風範。不但符合了僧制及佛法無我的精神，同時也在道德感召的基礎上，展現了一種不同於近代台灣漢傳佛教生態的，能使僧團具有清淨共住，廣納人才，及時時自我反省調整的道氣風格。也正是這樣的道風， 南普陀 才是所謂的 南普陀 ，而往後三年多的一切蛻變與興革，可說也正是依於這樣的基本精神，才有可能一步步地完成。
老和尚的讚頌大典，對 學人 而言，與其說是為 老和尚而做，倒不如說是藉此因緣，而讓自己有機會受到一次 南普陀 精神的完整洗禮還來得恰當些。
禮請海公長老入主南普陀
 一九九六年八月，老和尚圓寂之後第二個重要的工作，是禮請 上 道 下 海長老的入主 南普陀 。如果說讚頌大典使自己得以完全融入南普陀，讓自己成為南普陀的一份子，那麼禮請 海公的主持 南普陀 ，就是 南普陀 未來三年進行穩定成長，及配合因緣需要而改造的最關鍵性工作了。荼毘大典後一個多月，戒會也跟著圓滿了，而這也正是 南普陀 真正要面臨改革的開始。在一次與副院長私下的懇談後，由於法師個人弘化及住持的因緣一直在北部，為了顧及時間和精神上的分配，同時也是法師的信任，因此乃決定將學院的教育工作，全權交由 學人 負責，他個人則與 仁清 法師一同離開南普陀，另作弘化與修行的規劃。而這同時也意味著， 學人 必須負起為 南普陀 找到接任方丈的責任！要不是有 老和尚一生以身作則所教導出來的，僧事僧辦的開放禮賢精神為基礎，又因緣際會地讓自己去負責了 老和尚的荼毘大典。則以一個與 南普陀 素無因緣，而且「空降」尚未滿半年的年輕出家人，又如何能在此時，承擔這樣的工作？如此的安排與發展，固然都是有因、有緣的，然而這樣的因緣，又豈是事先可以預計或安排的？這似乎正印證了：佛門中的事，一切都不必迎也無須拒，更不必自己去多想像，只要真心無私、一步一腳印又無有所求的隨緣為佛教做事，冥冥中三寶總會有最恰當安排的！
同樣的，還是請 南普陀 的重要幹部及弟子等一同開會，不過這次又增加了一位長期住在 汐止白雲寺 ，現仍擔任南普陀 「管理人」的 宗興法師（乃本寺開山 國強 法師的大弟子），以及荼毘大典中協助 學人 很多，而於戒會圓滿後決定留下來讀佛學院的戒子 宏寂師等人。當然，大家其實心裏也很清楚，以 南普陀 在教內的特殊道風來看，適合來主持的人選幾乎是呼之欲出的。首先以道風說，明律持戒以及修持淨土法門兩項德學，是絕對必備的；其次以一個當時三、四十人的十方男眾道場而言，其道德、學養，僧臘、俗臘以及在教內所具備的聲望及清譽等，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後則是考慮到，與南普陀的因緣深淺，以及他本人是否有因緣及意願的問題。當把以上的條件綜合起來考慮時，則 上 道 下 海長老可說是唯一最適合的人選了。
由於 學人 全程地參與了禮請 海公的工作，因此也特別地了解，在當時 南普陀 走向尚不甚明朗的情況下，不但老人家週圍的人，對於 海公入主 南普陀 持著極為保留的態度。以 海公在教內的名望，在當時要入主一個大部份住眾及幹部與他沒有太多關係的十方男眾道場，如何能順利地統理大眾及推動教化，確實是一件難以把握的事。尤其在當年十月 老人家正式晉山時，也並未帶領任何的弟子或學生同來，可說是隻身赴任 南普陀 的。若一切的住持皆順利，固然道場與個人相益彰，但如果擔任了方丈一職，卻未能得到 南普陀 幹部及常住大眾的充分尊重與配合，從而使得佛法的教化及寺院的道風，乃至佛學院的運作等，不能有效地維持與推行，則 南普陀 固然因此沒落，而 老人家的聲望與清譽，也將會受到不小的影響與傷害！試問，以一個七十多歲，在教內已擁有一定聲譽的長老，如果不是本著一份對佛法弘揚的赤誠、及不忍聖教衰的悲心，如何能如此不計個人得失地承擔此重任？這點是當時以及現在仍住在 南普陀 的大眾，所應當了解和心存感念的。
海公長老的入主南普陀 ，表面看來可能只是所謂「名山得主」的一樁美事，但它在教界中所代表的更深遠意義，則是漢傳佛教「十方選賢制」的再次推行！近五十年來的台灣佛教，大體上其傳承皆以「父死子繼」的方式，由師父傳給自己的徒弟，從而形成了「家廟」的制度形態。雖說這多少也是台灣佛教的客觀條件所使然，但家廟制容易造成師兄弟間的猜忌相爭、人才的外流、制度的僵化、私人貪心的增長、住眾普遍心量狹隘以及改革的不力等缺點，則是不爭的事實。 南普陀 再次地秉持著僧團和合共住、無我無私的律制精神，以「用人唯德、唯才」的原則，而向外禮請大德長老來擔任方丈領導之職，這對台灣佛教來說，也確實是意義非凡而值得記載的。 海 公有著與 廣 公和尚如出一轍的律學修養及律治精神，而 南普陀 亦依律制的精神，以絕對且清淨的恭敬心及求法心禮請 海公繼任方丈，因而得以在往後的三年中，於既有的如法基礎上，進行必要的興革，並開創更適應眾生因緣的住持事業。所謂的「名山得主」，是必須在這樣的理解下，才有其深刻之義涵的。
體制的變革
寺院的體制及其經營方式，雖有其「安僧」、「辦道」及「利生」的共同目標，然而依於不同的人事、不同的時代以及不同的道風等因緣，即便是同一個道場，也可能在不同的時期中，有不同的制度與經營模式。 南普陀 在 廣 公和尚時代，已如前述，基本上是採「常住學院化」的方式運作的，亦即在人事、制度、教學、管理乃至財務等方面，皆以「佛學院」的概念而運作，寺院中的所有住眾，不是佛學院的教職或幹部就是學生，基本上為了避免影響學生（僧）的學習及管理，它是不接受外來出家人，以非佛學院學生的身份來掛單的（邀請的老師或職事當然除外）。若尚有其他住眾，則也必定曾經是 南普陀 的學生（或已畢業者留住下來，或雖未畢業，而學行為職事所許可者），同時也必須以清修眾的「半學生」身份，遵守學院有關的規定與管理，只是沒有學院正式生這般嚴格罷了，但生活起居及共修等，則必須與學院一同薰修。至於幹部方面，除了學院所固有的職事外，也設有如「知客」、「庫頭」、「典座」之類，屬於「常住系統」的職務，但這些也都被納入了學院的組織系統中。平時對外， 南普陀 的住持是兼任佛學院院長的，但對內，則住持反而大部份是以「院長」的身份，進行教育及行政管理。然而由於 廣 公和尚身體健康的因素，近年來學院的一切教育、行政乃至財務等管理工作，大抵由副院長或教務主任（如果不另設「副院長」的話）總其事，院長一般只在教育與管理的大方向，及課程的安排上，給予原則性的指示而已。至於人事上則主要是遴聘教務主任（或副院長），其他職事則由教務主任（或副院長）自行籌組。而為了貫徹僧教育為主的道場目標，因此學院的幹部幾乎總理了一切修行、教學、生活、弘化、庶務及財務等工作。
在戒會結束，副院長離開而 海公尚未就任之前，為了學院及整個道場能順利的運作，確實亦有幹部建議 學人 應該「蕭規曹隨」，以教務主任的身份總理一切學院及道場事務（包括人事及財務等）。但是當時 學人 基於以下幾項理由及考慮，而沒有繼續採取這樣學院一元化的制度：首先是考慮到學院教學及生活管理的一致性與深刻化需求。如果學院與常住仍然一元化，則生活、上殿、過堂等兩眾人員勢必要同在一起，如此一來及時的機會教育、僧教育上的各種嚴格要求、集體生活的規律性訓練……等等，針對佛學院學僧的教育施設，將不方便完全隨教育者的需要而進行。因為所謂的「清修眾」畢竟不是正式的佛學院學僧，在心情上及習性上，其接受要求與教育的空間終究是小於正式生的。尤其部份的清修眾無論年齡、僧臘乃至體力等等，也與正式生有著很大的差異，更別說知見及習性等的差別。學僧與清修眾其實有著完全不同的生活習慣及修行方式，因此其教育的方法也完全不同，硬要放在相同的空間與訓練規格中，是很難兩邊兼顧的！其次，為了以上的教育需求，甚至連生活的空間，兩類僧眾也必須有明顯的區隔。這是因為學院的僧教育工作，是要求解行並進的，而所謂的「行」，正是二十四小時的生活教育之落實！僧教育工作者必須建構一個能夠符合其教育理念的封閉型生活空間，好在其中營造一種教育者所期望的道場氛圍，從而透過每日的教育施設及生活要求等，去潛移默化學僧的身心、道念與道業。另一方面，亦要避免與學院教育理念不同調的思想或行為模式等，在教育者無法預期或察覺的情況下，進入這樣的教學空間中，而影響了施教的品質與效果。反之，所謂的清修眾，不少是已經讀完佛學院或多少已受過學院訓練的出家眾，在此情況下若還要他們回鍋來接受佛學院的嚴格群體生活要求，在現實上恐怕沒有幾個人能相應。何況如前所述，在歷屆教務主任的教育宗旨與教學重點，存有很大不同的情況下，是否每個人都願意再接受另一次不同的教育訓練，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如果兩類人不能分隔，則在學院中必然會造成一部份人的要求是「比較鬆散」的情況，結果不但影響了正式生的教育水準，同時也可能使得某些清修眾將因為不適應而離開，從某些角度說，這其實也是僧團的損失。畢竟「佛學院」乃代表著一種「特殊的」出家生活空間，它並非僧伽生活的常態方式，反倒是相較起來有些鬆散的常住生活，才是真實的出家生活。因此常住生活的重點，將是在一種比較自由的環境下，培養住眾能隨個人的根器，而自動自發努力於道業的能力才是。過度地強制和集體化，反而無法培養出住眾的自覺、自立之道心，及對自己道業負責的能力，這無寧也是一種僧教上的缺失？
以上是就僧教育的理論上考慮的，若再就當時的現實因緣說，由於 廣公和尚的圓寂，已使得不少人離開了 南普陀 ，而現前所留下的清修眾，無論就性格、年歲或戒臘看，要再受到「類佛學院」的生活要求與訓練，恐怕不太容易適應。而 學人 亦自知，在此之前的歷任 南普陀 教務主任，除了 廣公上人自任者不提外，若非德高臘長（如 上 日 下 常老法師），就是為 老和尚的弟子（如 宏原法師）或學生（如 會宗法師）。而自己不但德、臘全無，又素與 南普陀 沒有淵源，更嚴重的是，當初要 學人 來此任事的 老和尚如今已圓寂了，而且新任的方丈又還沒有禮請確定，在此主、客觀條件下，要兼理常住老眾，事實上是很難做到的。在自己沒有因緣的情況下勉強從事這項工作，不但吃力不討好，而且到頭來更可能弄得兩頭空，那實在是得不償失了。綜合以上的考量，並參考中國叢林的傳統作法， 學人 認為當時理想的做法，應該是比照傳統叢林的方式，由方丈兼任院長以統一事權，之下則分設常住及學院兩部並行，彼此基本雖獨立而又相互支援、觀摩與學習。如此一方面能各自以適合的方式，培養不同階段的僧材，同時也能夠使學院的同學有實習常住生活，及替常住服務以培養福報的機會，畢業後亦有安住僧團的處所，非如一般的佛學院，畢業後即四散而去，如此不但失去了依眾靠眾的僧團依怙，從而也容易因此流失僧材。另一方面，常住僧亦有擔任職事，為大眾服務及自我修行增上的訓練機會，以及依靠清淨僧團共住，成就住持佛法的清淨功德。第三方面，則是更因此而能夠將 南普陀 的門戶打開，對外接單廣收十方衲子，以成就一個名符其實的十方男眾道場，如此一來誠可謂一舉而數得！
基於以上種種因緣的考量， 學人 乃在 海公尚未答應來任之前，即先行約集了學院的幹部法師，及清修眾中久住且擔任過重要職事的比丘代表，一同討論關於 南普陀 改變成常住及學院二部的問題。會中 學人 將二部制的利益及具體做法作了說明，並就施行的細節和諸位與會者進行了多方面的討論之後，大家都非常同意這樣的變革，咸認為這是在當時的人事因緣下，比較可行的做法。在大家認可這樣的改制之後，為了能順利地推動新制，乃決定先以推舉的方式，就常住眾（即原來的「清修眾」）中相互推選出適當的比丘，擔任臨時的常住職事，直到新任方丈到任後，確實的人選才做最後的決定，並由方丈正式地掛牌聘任。此外，為了使首次在 南普陀 推行的常住制能獨立而順暢地運作，同時也避免因開單接眾後，新住眾不了解規矩而影響常住的正常運作， 學人 並答應常住的幹部法師，代為草擬各類共住規約，以為日後常住大眾共住時的行事軌範。此項草擬各種規約的工作，乃是南普陀日後各類寺務運作、人事制度與行政管理的重要依據，為求慎重與符合佛法戒律及實際情況所需，在草擬過程中，亦與其他法師進行了多次的溝通甚至開會。由各項草案的擬出、進行討論（ 海 公就任後則更於提出前，皆先徵得 老人家的認可）到公佈施行，前前後後共進行了將近半年。這些管理規約或辦法，大自組織管理章程（最為根本）、人事組織工作表、共住規約（最是重要）、掛單辦法，到申請入為常住眾之申請辦法，請假辦法、寮房保留管理辦法，乃至小到車輛使用、骨灰進塔、醫療補助等，皆有明文之規定。除了財務管理及使用辦法因為牽涉較廣，尚有許多細節需要觀察研究，雖亦有草案擬出而未能落實施行以外，幾乎當時 南普陀 會遇到的大部份公眾事務，都有了確切可循的軌範。在改制的工作上，有關規章方面軟體的配套措施，直到佛學院一年級結束前，才算是大體完成了。
關於體制的變革，還有一事必須在此順便一提的，那就是佛學院何以在第六屆時，會出現了「預科部第六屆」及「正科部第一屆」的分別？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早在傳戒前 學人 尚未入住時，學院的第六屆已經進行了二個學期多的教學了，接著是半年的傳戒活動，若再加上傳戒前後的時間損耗，一直到 學人 重新招生之時，其實之前的第六屆學僧已有兩年的「在學」資歷了。而且在戒會結束時，亦陸續有二、三位戒子留下來成為佛學院的學僧，其中亦有已經於其他佛學院讀滿二年以上者。而原有的學僧中，由於 老和尚圓寂的影響，對於新學期新作風，則存在了若干不確定的情緒。當時為了進行第六屆的重新招生（乃是以讀滿三年的「新生」為對象，而非招募「插班生」），但又要安頓部份已有二年在學資歷的出家舊生，及已在其他佛學院讀滿二年以上的新學僧。因此乃將新招生入學的學生（僧），重新編入第六屆中，而將上來所說的二類學僧，則另立「正科部第一屆」以收納之。至於舊生（僧）中的沙彌或淨人，則仍編入「預科部第六屆」中。如此一來不但可以讓舊生與新生有所區別，從而安頓了舊僧的不確定心情，以達到鼓勵他們繼續求學的目的；二方面也可以使學生人數增加，而達到方便教育訓練的數量規模。至於以「預科」和「正科」來分別，只是基於學習久暫的差別而方便立名。以佛法的深廣浩瀚說，對於從未曾受過正式佛學訓練的學生，在三年的學程中，其所能學習到的內容其實還是很有限的，因此將之立名為「預科」部，自忖並不為過，這當中並無貶抑的意思。至於「正科部」一共只讀五年而非六年，仍是因為當時多少有為了鼓勵他們留下來多學習的用意，所以並未刻意要求他們要讀滿六年。而且比照當時的其他佛學院，亦不乏於第二學年開始仍招收「插班生」，前一年級未上的課程則用寒暑假加強補修的方式補之，俟其讀滿兩年亦准予畢業的例子。因此學院當時同意他們五年讀滿，頒予兩份證書，雖不甚圓滿，但也是說得過去的。當然，多了「正科」與「預科」的分別，在 南普陀 是沒有前例的。然而法無定法，這只能說是因應當時的特殊因緣，所不得不使然的權巧方便。日後是否還要循例而行，後來的主事者自然會再看因緣而定了。
最後，常住與學院的運作要真正的上軌道，除了以上所說，常住與學院方面的制度與規約都要有所調整外，仍需要硬體空間，以及人才護持等因緣的再調整與配合，才能完全畢其功。（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