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天台宗的性格與價值（下）

   天台宗契合佛理的性格，大體如前所述。若論其契合眾生根機的性格，則天台宗乃是以五百多年來，中國人研修佛法的成果為基礎，綜合了前人的佛法理解與實修經驗，以中國人的思考模式，去蕪存菁地以中國人更能接受的表述方式，對佛法的教、理、行、證等，做了整體而契合佛意的「本土式」表達。如此，則使得佛法更具有親和性與說服力，從而更能契合漢傳佛子的根機，這是天台宗對漢傳佛教，具有特別「契機性」的由來。
    依於這種適合中國人根機的契機性，天台宗早在唐代各宗興起之前，就已獨一無二地，對漢傳佛教發揮著全面而深入的影響。甚至說，在唐代以後興起的各個宗派，都或多或少而無有例外地，受到了天台宗的影響。例如：華嚴宗以天台四教判為基，而另立頓教成「五教判」；唐密與天台思想合流而成「台密」；南山律師以《法華》、《涅槃》為本，建立「大乘圓教宗」，靈芝律師更依天台教理解釋南山律；禪宗祖師玄覺（天台八祖玄朗大師之同門）學天台教觀三十載，而於六祖惠能大師座下一宿而悟（此表禪與天台兩宗於修證無別），三論宗嘉祥大師曾求教於智者、就學於章安等等，皆是天台影響其他宗派的明證。此外如誦經（慧思大師提倡誦持《法華經》）、拜懺（智者大師親撰《法華三昧懺儀》）、修觀（天台強調「一心三觀」之禪修）、齋儀（如齋天、祭祖、水陸、施食等）皆出自天台宗門庭，乃至菩提心最早之有系統勸導（《摩訶止觀》中，「發大心」一科即是），菩薩戒之授受（慧思大師撰集中國最早的授菩薩戒儀）等等，皆因天台宗之提倡，而流傳至今，其適修性及對漢傳佛教影響之深遠，由此亦可見端倪。
    總結來說，天台宗的性格是融合性、實證性與適修性並存的，而在佛法上，他更具有「契理」與「契機」的雙重價值。慧文大師閱《智論》而大悟「一心三觀」之旨，一生行誼高深莫測；慧思大師虔誦《法華》，勵志苦行而大悟「法華三昧」，神解妙用，服毒不害；智者大師蘇山妙悟旋陀羅尼，華頂苦修頭陀行，寂後感應不斷等等，凡此之類，皆是天台立宗諸祖實修證果的明證。依此親證的道力與願力為本，方能創立教觀雙美、亙古彌新的宗派而垂教後世。吾等佛子身處漢傳佛教式微的今日，欲復興漢傳佛教，甚至將佛法推展化導到全世界的心靈、思想與生命實踐領域中，對於固有宗派佛教的抱殘守缺固然不足為訓，然而若欲吸收外來他系佛教，以改造、增勝漢傳佛教的體質，則重新找回漢傳傳統佛教中有價值的部份，繼續予以發揚光大，正是一項先決而必要的工作！畢竟佛法的呈現，一定有依於不同文化思想與風俗習性而存在的不同表述方式，那是無法互相取代的，這也是佛法具有廣大應機性的必然表現。因此粗心地捨棄漢傳固有佛法的表述，而欲不加如法撿別地，以不同地區或文化的佛法表述來取代，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違背因緣法則的。我們唯有保存既有，才能理智地吸收外來而知所取捨，從而融合外來、創造新局，這是吾人堅持必須善意地復興固有佛教的一項重要理由！
    而在恢復漢傳佛教的工作當中，之所以推介天台宗，或許個人宿世的因緣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以解行並進、教觀雙美、性格包容、說法清晰、實際可修、傳承未失而且影響深遠等等的條件說，天台宗確實很值得發心實修實證，且關懷漢傳佛教之復興與宏揚者的注意。然而，佛法依於不同的眾生根器，而有不同的施設方便，這是大乘佛法的通義，因此也不可能有一個「十全十美」的法門，可以適用於所有的佛弟子，關於這點，天台宗當然亦不例外。所以我們在恢復固有佛教（或者說投入研修天台宗）的同時，固然也可以依於對天台教理的根本理解與時代因緣需要，而有所取捨和選擇，然而這樣的動作，卻必須出之以謙卑與實修，方能免除研修佛法的種種過失！斷不可人云亦云，隨著他人的舌頭或世俗的所謂「學術」價值轉，亦不可只憑個人好惡或思慮分別就驟下結論、輕加菲薄。佛法是唯修、唯證相應的，我們豈能先存懷疑、隔閡，或者少修實證的知見分別，而得佛法的真實受用？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若不真實地投入漢傳佛教的解、行大海當中悠遊一番，我們又如何能找出漢傳佛教的病灶所在，以及一千多年來，許多祖師大德們真實受用的高妙之處呢？天台宗的教觀並重與善巧適修，或許正提供了這方面不錯的選擇吧。
時維
佛曆二五四二年（一九九八）大年初六　初稿於嘉義義德寺　大專女生齋戒會中                                                                                             
佛曆二五四七年（二零零三）暮冬　修訂於滿州千華寺